蔡瀾嘆名菜與陳志鴻老師

黃麒達

新一檔蔡瀾談美食的訪食節目又開播了。熒幕上所見，蔡瀾展現在觀眾面前的毛髮幾乎都已成雪白色，意氣風發。身邊兩旁端坐兩位美女嘉賓，珍品佳肴一盤盤地端到鏡頭面前，誘惑眼睛，又是一副活色生香的畫面。這一檔的節目中，有一個小環節特別值得注意：一些人們早已熟悉的傳統菜肴，其正宗的制作方法被完整地記錄下來。這一次，我見識了所謂“古法咕嚕肉”的介紹。

看完了，自己仍是烹飪白癡一個，衹接收到節目裏頭的重要訊息——現在所能吃到的絕大部分咕嚕肉，番茄醬都是隨意淋上去的，以省下繁雜的制作步驟。如此一來，番茄醬便無法充分地滲入肉內，味道方面也就可想而知了。蔡先生想保留傳統食物的用心，可見一斑。這樣一來，又讓我想到了業余食評家梁文道了。

在梁的《味覺現象學》裏頭，有一篇揭示麥當勞作業模式的文章，很符合他一向予人的感覺——偏左的社會批判。從書中得知，原來麥當勞從前遭人詬病的油炸薯條方式已經有所改變了，從使用牛油改作較爲有益健康的植物油。但爲了保有薯條中獨有的牛油味道，便在薯條上灑上足夠的味精。另外，爲了保證全世界各地的麥當勞，都可以維持統一的品質，所有售出的食品原材料如肉餡，都必須來源於共同的承包商。承包商則從幾個大的牧場或種植場那裡取得必要的制作成本，增加集團的整體利潤，剝削農場的手段就在所難免了。承包商把弄漢堡的材料送到全世界各地的麥當勞，而在這些我們常接觸的麥當勞店裏頭的員工，就忙按程序把做漢堡包組裝起來的工作。在這個意義上，漢堡的制作的確與一般的零食的制作方式無異，蔡瀾稱之爲垃圾食品亦不爲過。

另一個有趣的說法，又有幸地讓我接觸到了。陳志鴻老師在課堂上提出了另一個思考方式。在當今全球化的趨勢中，不可能出現強勢文化完全征服弱勢文化的情況——但願沒有誤讀成分。換句話說，麥當勞的出現不可能導致嘛嘛檔的消滅，相反應該是兩者在競爭中相互彼此取長補短，最終導致融合的結果。現在，我們也應該意識到了，嘛嘛檔提供的服務也有趕上快餐店的傾向了。而本地的肯德基家鄉雞提供的早餐套餐裏，也開始出現椰漿飯了，麥當勞也弄了雞粥出來。

兩種對現時社會現象做出的不同解答，相映成趣。該如何思考此一問題，本文的內容應可供參考。然而，相信蔡瀾以及那班來自西方的慢食主張者，應該仍會爲傳統食物越來越快餐化的現實而痛心疾首。一旦這種情況不改變，也不能改變，在電視上看到美女和老頭共餐的影像，就不值得去奇怪了。

梁文道：《味覺現象學》，香港：上書局，2007 。

動物農場

豪健

《動物農場》是一本譯文小說，由英國作家喬治•奧威爾於上世紀四十年代寫成。故事發生在一個農場，各種動物因不滿主人的剝削，故羣起反抗，由豬當領袖，成功把農場原有的主人趕走後，然後由豬們負責一切行政事務。

動物的共同敵人是人類，因爲人類不停殺害、虐待、利用和操控著動物。人類是獨裁和極權的統治者，動物的“革命”是爲了建造一個平等的動物社會，不願再受人類無盡的壓榨。“革命”成功後，爭取了動物的“獨立”，豬們領導著各種動物，定下了不少的戒律，其中以“七戒”爲主。

1. 凡用兩條腿行走的都是敵人。
2. 凡用四條腿行走或長翅膀的，都是朋友。
3. 凡動物都不可以穿衣服。
4. 凡動物都不可以睡床鋪。
5. 凡動物都不可以飲酒。
6. 凡動物都不可以殺任何別的動物。
7. 凡動物一律平等。

故事的發展，當然是定下“七戒”的領導者做出與戒律不符的行爲。穿衣、睡床鋪、飲酒等衹有人類才能享受的舒適，當領導的豬們一一模仿。更甚的是，豬們還學會像人類一樣，用兩條後腿行走，這時，慣常的“四條腿好”口號突然換成“四條腿好，兩條腿更好！”動物羣中難免會有異議，領導者的應對方式，也不外是再立戒律。荒謬的條規出現了：

凡動物一律平等，但是有些動物比別的動物更加平等。

讀這小說時，不斷思考著現今社會的各種問題。關於平等，是我們不斷討論的課題，有附加條件之下的平等對待，是我們一直以來接受的平等對待的方式。作者安排豬當領導，不知有何寓意，也許衹是巧合，但自小生活在“茶餐室政治論壇”的我，難免會聯想到一些對其他族群不尊敬的稱呼，難免心中負疚。

[英]奧威爾（Orwell, G.）著，榮如德譯：《動物農場》，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7（2008重印）

說說章太炎。

陳沛文

章太炎有一部名篇，叫《駁康有爲論革命書》，是第一篇向變法維新思想挑戰的力作。我們知道，在過去稱呼皇帝必須說“陛下”，不能直呼姓名的，但偏偏章太炎在文裏卻毫不避諱，直呼“載湉”（光緒的全名是“愛新覺羅載湉”）。直呼姓名已經很夸張了，章太炎還把天威莫測的君主罵作“小醜”。在那個皇帝擁有無上權威的時代，如此大膽近乎狂妄的舉動，當是叫人震驚不已。汪榮祖接著說，“太炎罵了皇帝老子之後，又與皇帝的疆臣對薄公堂，以一人敵一國，更是聞所未聞，匪夷所思。”

詳細內容游覽冀竹軒〈說說章太炎〉

科舉省思——朱熹著《四書章句集注》

慕炎齋瑣話 陳聞天

這期與上一期的方式相同，選了個常會碰到的詞來談，也就是“科舉”了。只是這樣的方式仍有弊端，主要還是擔心談得不甚詳細，以致論正、論據失之偏頗，當然，也唯有盡力改善之。所以，本期要談的就是關於科舉的二三事，但不會敘述科舉制之形成及演變，還有“四書”的集成問題，而主要會集中談兩點，一、宋儒與《四書》；二、《四書》與“政教合一”。當然必須注意到的還有，科舉制度直至中華帝國晚期方廢除，與士階層間相互影響頗多，尤其研究清末學者時，更應注意科舉所帶來的正、負兩面影響，爲避免文章過於冗長，這或許會作爲下一期的題目，接下來進入正文。

科舉制始於隋朝時，經宋、元以來累朝奠基，科舉取士制度乃成爲定制直至中華帝國晚期。由隋至清末間的科舉制度史中，其一，金朝以“五經”及《論語》、《孟子》取士及元朝始以朱熹所著《四書章句集注》爲科場試題；其二，作爲科舉考試專門文體的八股文在明朝形成，以上兩個現象至關重要。原因在於，一、自元朝以《四書章句集注》爲科試范疇後，此書列爲學子教科書直至科舉制度廢除；二、八股文的經義解，既是出題方式也是以朱熹所著《四書章句集注》爲范疇。職是故，“四書”乃成爲指定教科書，同時，八股文成爲入仕的唯一的敲門磚後，“四書”中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成爲經典，其實不然。

清代乾嘉時期代表人物之一，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皆先王之政典”之說，誠如其說，六經從春秋始，直到漢朝時期，早已取得公認的“圣典”身份。在這一基礎上，余英時認爲，董仲舒以降，科舉考試以傳世久遠、並且已獲得學術界公認的原始“圣典”爲基礎文本，與元、明、清時期科舉中采用“四書”爲核心文本隸屬同一思想淵源。唐朝時，科舉制中的“明經”與“進士”科早已采用《論語》作爲考試范疇。若注意經學的變化，不難發現余英時的說法是成立的——《大學》與《中庸》本就收錄在《禮記》中，不能不說早已有了“經”的身份；唐朝時，在九經的基礎上將《論語》納入稱“十二經”；宋朝時，道學家因提倡“道統論”進而將賦予《孟子》“經”的地位，遂成“十三經”。由上觀之，“四書”並不是遲至宋代才受重視，更不能說是宋儒的“私產”。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僅是在其前輩——周敦頤、二程兄弟及張載，對“四書”重要於“六經”；同時也是“六經”階梯的理論基礎上將“四書”集合編撰成《四書章句集注》的。

由上觀之，“四書”長期以來都受到儒家的重視，只是未能成爲“名正言順”的儒家“圣典”。朱熹以義理注疏的方式；強調“四書”爲“六經”階梯，這樣的話語壟斷與經典解釋權的獨占，促成經學史上的一次大變化。南宋後期，《四書章句集注》受到皇帝的重視，以後，“四書”不僅成爲可靠的范圍、朱熹的義理注疏成了經義范圍；“四書”也因《四書章句集注》獨成一思想體系，得以在“經部”中單獨成類。

《四書章句集注》與朱熹的義理注疏之所以影響深遠，原因在於，一、南宋之後皆以該書作爲教科書；二、因科舉考試，得以廣泛、快速的傳播。再進一步地說明，一、借由對經典的解釋，逐漸規定了理學與儒學“道統”的取向、重心和邊界；二、朱熹通過思想的一系列具體化和世俗化的努力，最終將本來屬於上層士人的道德與倫理原則，深化入民眾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除此之外，黃進興則注意到另一現象，即元、明、清三朝的統治者嘗試使“政教合一”，這樣的努力，遂使理學因《四書章句集注》高懸爲定本而難以擺脫政治的遺憾和瓜葛。黃進興的說法并不難理解，儒家經典與科舉制度淵源至深，上可追溯至漢董仲舒時的“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在這樣的情境下，漢武帝更是設“五經博士”、並以“五經取士”，已是正（政）統與道統合一的嘗試了。到元、明、清時，統治者更是以《四書章句集注》及朱熹的義理注疏，確切來說，既是以這樣的話語壟斷與經典解釋權的獨占，作爲換取理學家即道統持有者的認同，以使朝代的更迭擁有合法和合理的依據。因此，在當“四書”的“義疏”成爲官方的、唯一的入仕途徑時；在當《四書章句集注》成爲教科書必須熟讀時，知識階層多無法避免地將附庸在政權下。進入清帝國時的情形，與漢武帝設“五經博士”並以“五經”作爲入仕途徑，無不如出一轍，不過以“四書”取代“五經”而已。

清人黃宗羲及龔自珍皆曾在自己的文章，《取士》上、《病梅館記》力陳元以來，尤其清朝時朝廷取士的弊端，借此引起諸社會各階層的關注。然，由明朝始直至中華帝國晚期科舉制度議廢，朱熹所著諸書及其義疏，一直與當時之時文——八股文配合，前者作爲考試內容的范疇；後者作爲科考的文章格式，造成了對知識階層的壓制和直接的凌駕力，這樣的情況恰好與朱熹愿意——以道統凌駕正統相悖。

“四書”受重視的問題與科舉教科書的問題，彼此間是能相互貫穿的。宋明理學稱爲“儒學的內在轉向”，“四書”頗能符合宋儒所謂的修、齊、治、平並達到物格、知至的循序漸進的要求，因此，在宋明時期標榜“四書”，并儼然凌駕其它經典是有意義的。最後，“四書”並非時至唐宋方受重視，然，《四書章句集注》著實對宋以後的知識、思想與信仰界及八股文的興起有至深的影響。

本文未註明引文，僅將主要閱讀之書羅列出，以供大家參考：
1. 蔡方鹿著：《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葛兆光著：《中國思想史》卷二，上海：復旦大學，2004。
3. 黃進興著：《優入圣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4. 劉海峰，李兵著：《中國科舉史》，上海：東方出版社，2006。
5. 余英時著：《余英時文集•歷史人物考辨》卷九，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外面的世界

城禺 張瑞玲

吉隆坡很小，人卻很多，車也不少，空氣中的塵埃更多。每天穿梭在市中心，極目之處凈是人與車、車與人，還有呼吸著增加肺、肝、膽負擔的空氣，但還是有很多人涌到吉隆坡。也許在千蒼百孔之下，她是風韻猶存的。她懷抱著的這許多人大多留戀的是她的依然艷麗。于是，其中的腐爛真相究竟誰會在乎？不知誰說過，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吉隆坡很多華人，不知道這跟吉隆坡開埠功臣葉亞來是否有關。當初從中國下層社會到南洋來的我們的祖先是否想過他們的下一代會在這片土地上落地生根？初到這片土地時是否有許多的不適應？被這片土地的人們當成“非我族類”的感受究竟是怎麼樣的？也許家鄉生活太苦了，祗要能混口飯吃，離鄉背井根本不算甚麼。

孫和聲先生在〈大馬華人的思想與價值初探〉一文中曾指出大馬華人的其中一個價值觀是“功利現實取向”。他道出：

“ 因長期沉浸在工商取向的社會，更使華人變得更現實。這種功利思想不僅表現在功利性的迷信上，甚至表現在教育上，如在科目的選擇中，‘出路問題’是華人主要的考慮標準。祗要觀察一下馬大中文系中有多少學生便知。由此可見，甚至在‘民族感情’這層面，若欲使大多數華人表現高度的熱情，最重要的是要造成一種‘現實的優勢’，使華人認爲在這層面得到很多現實利益；否則，一般上言，‘華文教育’在華人的心中不會受到太大的重視。”

據以上這段話，意味著大馬的許多華人不會華文。當中可能也有只能講而不能書寫華文的華人。再者，現代的許多人或許根本不會聽也不會說自己籍貫的方言了。當初南來的我們的祖先是否想過自己無法與下一代溝通的窘境？

然而，與其他國家的華僑相比，大馬華人的情況或許不是最糟的。反觀印尼、泰國、美國等等的華僑，他們或許已被當地的文化完全同化了。除了是黃皮膚與黑頭髮能證明自己是華人之外，生活習慣與思想價值皆與所謂悠遠的中華文化脫節。王鼎鈞的短篇小說集《看不透的城市》具幽默輕松的語調，反映出的卻是華人在傳統文化與西洋文化間徘徊的痛苦掙扎，寫的全是華人千方百計的想遷到美國，然后想盡一切辦法想融入美國社會的故事。

小說集中其中一篇小說，《老奶奶的識見》有句話值得深思。他如是寫到：

“關于中國人怎樣適應美國社會，人人有自己的心得意見，流行的說法是中美文化有異，中國人得丟掉自己的文化包袱。就像一位作家所說，中國人是懷著文化的胎來的，來到之后先得‘墮胎’。”

我想，這就是所謂的入鄉隨俗吧。入的鄉久了，大概就成了那個鄉的一分子。祗是，身體里的血統與基因并不會輕易的改變。外面的世界何其廣大，那我們的世界呢？

王鼎鈞：《看不透的城市》，臺北市：爾雅出版有限公司，1984 。

孫和聲：《華人文化評述》，吉隆坡：燧人氏事業有限公司，2007 。

被遺忘的田地

圖書館藏書中有唐至清代的筆記小說，此期刊唐、五代、宋代史料筆記的相關書目、目錄和索引。

讀者無涯來函

《踟躕》製作班底大鋻，

閲讀了兩期《踟躕》，甚感喜悅。對製作班底之用心，亦甚感動。總的來說，本人對這份刊物是相當滿意的。宗旨好，而且也不限於中文係範圍的書（前提是必須大部分是中文係範圍的書）。

世事萬物鮮有十全十美，以下是本人對《踟躕》一些意見，以供各位參考：

本人嫌一期賣RM5有點貴。對那些純粹想支持的人來説，面對這樣的價錢，當真會踟躕了。須知四份《踟躕》的份量還不及一本《朱熹的思維世界》。

圖書封面圖片盡量避免出現爆格的狀況，如第二期的圖書《愛的藝術》和《別無品牌》便是。
所收集/刊登的文章盡量是專談一本書。這樣較能突出那本書的光芒，才能引起讀者注意和閲讀的興趣。

建議所介紹的書能夠附上版本資料，以供讀者參考。

建議在刊物裏預設一個平臺供讀者進行交流或提出意見，以避免“只有《踟躕》說”的情況。
此刊物有偏向八打靈再也中文係的嫌疑。〈創刊號·自序〉第一段和〈被遺忘的園地〉便能證明。難道此刊物並不預設給金寳中文係的學生？若真如此，金寳學生所謂“純粹的支持”也沒有這個必要了。為避免這種自我邊緣化，此刊物不該再持有這種“南北朝”的觀念。建議〈被遺忘的園地〉也展示八打靈再也圖書館有的而金寳圖書館所沒有的書目，以供金寳學生參考。

以上皆本人對貴刊一些意見和期待。若有冒犯之處，敬請包含。謹此。
順頌 時綏

讀者 無涯

《別無品牌》戮穿品牌世界的虛像

黃麒達

曾經聽過這麼一個富有禪意的哲理——如果手中所戴的手表，還衹是負責時間的工具，那就代表心境還沒被蒙蔽。相反，如果心中開始在意手表能否顯現出另一些含義時，即表示自己已著迷於某些虛妄的表象了。當手表已不再衹是手表時，正說明了現代人在認識觀念上的重大轉變。或許，手表的本來功用，以及它所附帶的價值早已沒有清楚的區分。兩者一直都是那麼理所當然地纏繞在一起。我們認識這個世界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把自己的理解，依附在各種事物的額外意義上。打個比方，如果我們要形容一個陌生人的外表，衹單靠臉部五官的說明，很可能費了大半天的力氣，也不能讓人留下半點印象。倘若，適當地解釋那陌生人的衣著品味，效果反而就會變得很立體了。我們的認識觀念，大概離不開以上的形容。

我們對於各種事物的認識之所以會產生變化，很大的原因在於品牌概念的深化。在眾多產品的品牌當中，又以來自西方國家的各大企業集團所創造的各種品牌，最爲全世界人所熟悉。信手拈來，麥當勞很可能在很多人的心目中等同於美味的快餐食物了。球鞋就是耐吉或阿迪達，電腦就是微軟等等。照這樣推理下去，人們認識觀念的改變，又和這些大企業的品牌操作，有著莫大的關系。當人們認識觀念在潛移默化的情形下發生了轉變後，究竟會帶來怎麼樣的後果？《別無品牌》一書的內容，將會告訴讀者一個可能無法想象的世界觀。

來自發達國家加拿大的作者——娜歐密·克萊恩(Naomi Klein)，被譽爲現今社會最重要的社會理論家之一，在這本著作裡揭示了品牌運作的真實面。實在很難想象，在美國的某一間中學，曾因爲接受了某大可樂飲品公司的贊助，而嚴禁學生穿代表另一家可樂飲品公司的服飾。結果，一位學生有意犯禁，而被勒令退學。又或者，我們所身處的居住環境裡，所有可供出售的公共空間，原來早已被各種商業資訊所占據。行人天橋的廣告牌，公共巴士車身上的廣告內容，已不可回避地不斷映入我們的眼簾。通過鋪天蓋地的宣傳，很多我們沒有意識去拒絕的訊息，漸漸地成爲我們意識裡的重要部分。這樣一來，對於某一品牌的產品形象，也會在我們的腦海裡植根，最終做出消費的行爲，商家的品牌推廣目的也因此達成。很多企業可以爲了推廣品牌的目的，而做出許許多多不擇手段、不顧後果的行爲。書中的解釋，也可讓讀者很具體地了解到，品牌在現代社會裡出現的實際負面後果。當中，有關各種企業運作情形的實際數據，值得讀者一再反思。

當然，我們或許不必去認同書中似乎有意倡導的各種反企業運動，也不需要因此而對企業產生過多的厭惡；從中了解生活中哪一些事情在起著實際的作用，又有哪一些事情在不斷地影響自己，其實就是這本書可給予的莫大得益了。一個西方人已對整個現代社會的運作，作出了深刻的反省，我們是否應該感慨自己的後知後覺，以及有意的不知不覺呢？

張景雲先生

豪健

第一次讀張景雲先生的書，是四年前的事。朋友從書櫥裏把《見素小品》和《雲無心，水長東》取下，遞到我面前，衹說了一句“這書好看”，我便拿回家把書看完。實在是好看。

看完覺得好看，若要說出好看的原因，並舉例以說明，似乎又不很記得書中的內容。進入了中文系，一次，老師談起馬華文學的雜文，提到了張景雲先生，對其文章有高度的贊賞，我雖沒有舉手贊同，心裏卻興奮不已。自此，逢人談起馬華文學，必問曾否讀過張景雲先生的書，若無，則大力推介之。爲何好看？每當遇上這問題，我都不能詳述，衹能告訴對方，你去看一看就會知道。

第二次讀張景雲先生的書，地點在拉曼大學PH樓圖書館。取下翻閱，《見素小品》裏的一篇文章〈生涯〉裏有這樣的一句話：

“進睡房裏取出了一本書來，是朱熹的《四書集注》，紙都變黃了，屁股也散脫了不知多少頁。‘現在有多少人還看這種古書。’那語氣不像是問我，而是在回答自己的問話。”

那時候我是二年級，正上著四書的課，看見這段文字，覺得相當有趣，但不記得自己曾經讀過這篇文章。在圖書館裏，見有同學經過，就把書遞上，介紹對方看一看書中的第一篇文章。遇四書導師，步前遞書，老師看後遂把文章放上博客。讀第二次，大概也衹是讀了這篇文章。

第三次讀張景雲先生的書，仍然是《見素小品》和《雲無心，水長東》。之前讀的，都不是自己的書，唯第三次時，才買下這兩本書。文中出現林水檺老師的名字，原來他倆以前是同一間中學，之前閱讀此書時，對文中的人物沒有留下深刻印象，進入中文系後重讀，似乎多了一些親切感。大學一年級，老師見我對物理感興趣，故向我介紹了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在《雲》中，張景云先生談到李約瑟和他所撰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重讀《雲》，方知自己讀過。書中亦對知識分子、青年、大學生、讀書人、文化等作出了不少的剖析，對於這類課題，我都感興趣，尤其是進入中文系後。在修詞選課之前，就曾經接觸過陳與義的作品，“二十餘年成一夢，此身雖在堪驚”，進入中文系後，再讀《見》，讀至此句，原來我以前已經讀過了，怎麼沒有印象？韋莊的“未老莫還鄉，還鄉須斷腸”和辛棄疾的“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皆是我在修詞選科時非常喜愛的詞句，也是我之前讀《見》時沒有多加注意的，重讀《見》，才發現自己喜歡的，原來之前曾經看過。

同學購書團抵隆，我抓了《見》和《雲》遞上，大力推介。張景雲先生十六歲就輟學，不曾受過高等教育，當過建筑工人、灰料工人、家庭教師、臨時教員、畫廊經理、夜總會樂隊經理等等，後來成爲報界中的重要人物，寫稿留下了不少的好文章，可說是馬華作家中的傳奇人物，如果他自認是馬華作家。同學手上捧著《見》和《雲》在書店裏逛了好一陣子。付款時，發現兩本書整齊地排放在原處，所謂書本的實用價值，終究勝過很多東西。

“唯物史觀”，“階級鬥爭和文學”

陳沛文

猶記得第一學年第一學期剛進中文系時，於堂上大家頻誤用“偉大的某某”、“他這點是政治正確”、“他代表了腐朽的、封建的階級”等字眼，衹差沒將諸位老師氣死。

衹是，有時難免好奇，這些“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的敘述，究竟有甚麼問題呢？就個人的經驗而言，課堂上辨別、教訓的時候較多，認真談論其得失的少。一般情況下，我們的認知僅止於“這敘述必須避免”，卻不曉得原因。最糟的情況，則是對某一概念或敘述全然不知，直到用了、遭老師或同學指正之時才恍然大悟。

…………

詳細內容請瀏覽〈冀竹軒〉

論中國的“封建制度”

慕炎齋瑣話 陳聞天

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多年。……三千年來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封建社會。——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上一期介紹了鄧雲鄉先生的《紅樓夢導讀》，似乎是一次頗爲大膽的嘗試，既然是答應寫專欄，也頗花心力的。從選書、構思到落筆，皆不容易呵！余衹能盡力而爲，踏實地、不浮誇地、小心翼翼地完成稿件。這一期，又作了個嘗試，以一個大家常會踫到的一個詞來“大作文章”。思前想後，或許就是這個“封建”，既不陌生、又易產生混亂的詞彙適合，因此就取來作爲這一期的題目了。

在本文開始前，我們先來看一段話：

“我在關於原始積累的那一章中衹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他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的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這樣一種經濟形態。”

以上的引文，是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寫到的。這樣的一封信，我們必須意識到：一切的文化、經濟社會與政治，都是從封建主義“進化”為資本主義的，這樣的論述是——悖論。也就是說，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封建主義”存在一種“泛化”的、並與原馬克思主義相悖的情況。

若果已經意識到“封建主義”存在疑問，究竟造成這樣的悖論出現的原因是甚麼？

“封建”一直是我們常會接觸到的一個“詞”、“定義”或是一種“概念”。不難發現的是，“封建”等於帝制這組概念，可能不衹以以上的方式出現在我們一直以來奉為教科書，及一般的歷史認知中。當然，“封建”這樣的一個詞彙，蘊含的意義，一直以來都存在不同的意見。從狹義上說，“封建”既是一種“分封建制”；從廣義上來說“封建”則是一種“建而不封”、“封而不建”。

說到此處，有一個這樣的疑問：“封建”能否與帝制划上等號，也就是——“封建王朝”、“封建帝國”等詞彙能否如是用。

如果綜合封建的泛化與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我們可看出馬克思提出的“封建社會”的原意。也就是說，馬克思所持的“封建主義”原意是對中世紀西歐軍事分封制和等級所有制的概括，職是故，凡是典型的、純粹的封建主義，必然是“等級的所有制”，其統治權是分裂和分散的，“那就不可能有專制主義”。由以上的論述，可得出數個簡單的結論，一、封土封臣是封建生産關係的前提，是封建主控制臣民及土地的基礎；二、封建社會的土地制度是不可以買賣與轉讓的；三、“氏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西歐社會史模式；四、最後，各文明人類的歷史發展不應該是器械式的、一元的單綫論所能“一以貫之”的。

由上述結論可知，教科書中所敍述到的、傳授我們知道的是中國秦到明、清都是“封建社會”。這樣的問題的出現，與馬克思主義在上個世紀２０年代左右傳播入中國大有關係。我們不難發現的是，當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後，唯物史觀隨之成爲一種研究、敍述及寫作中國史的方法。接觸唯物史觀的學者，有理由相信他們受到了相當程度的“赤化”，尤其在中國共産黨成立後；同時，進而出現的史學研究方式，自然將馬克思主義對於“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理論，“削足以适履”的，剪裁到了中國古代史中。由此可相信，“封建主義”的泛化是與馬克思主義原意相悖的，因此，一、以馬克思主義支持古代中國全是封建帝國是錯誤的；二、封建主義不等同帝制專制及中央集權式的社會制度。

若誠如以上所述，那適用於古代中國的分期法，又該是如何的呢？當然，在這篇短文中，是無法作更詳細論述的，僅能以簡單扼要的，同時取一個較貼切的説法，給大家一些粗淺的認識，從而再去思考古代中國的歷史應該是怎樣的。

按呂思勉先生的方式，古代中國的分期法，或稱國體的發展過程，是由部落時代，發展為封建時代，進而進入郡縣時代的。所以，封建是指秦以前，周朝的分封建制制度。簡而言之，封建時代與郡縣時代兩者閒的劃分，是以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並廢封建以立郡縣爲標誌的。也就是說，秦以後當爲郡縣時代，而重要的現象是，中央集權的帝制形態開始牢控著地方行政。以上，與典制史中的重要著作《文獻通考》的説法無不契合，不僅如此，呂公與《通考》皆認爲自秦始，郡縣制已完全取代封建制了。單從上述觀點看，一、秦至清的中國社會制度是無法將之與西歐的封建社會比附的；二、必須再重申的是：中央集權及專制帝制不等同于封建制度。職是之故，秦至清是不能以“封建帝國”概括的，更不是“封建帝制”所能概括完的。針對秦至清的情況，已有不少學者爲其“去封建”，並另設名目，今姑擧一二。梁啟超先生稱秦至清這一階段爲“統一時代”、“君主專制全盛之時代”；蕭公權先生稱之爲“君權一統時代”；柳詒徴先生謂之“郡縣之制時期”；錢穆先生則稱之爲“宗法社會、氏族社會、或四民社會”。由上觀之，呂公與諸公之意是相差無幾的，也能比“封建”具體的形容秦至清的社會制度。

以上，以一種福科《知識考古學》的研學態度、懷疑精神，去重新建構我們現在正學習的學科、知識及思想，或許會帶來極大的破壞、對所有知識的錯誤再詮釋，但是，余以爲在現階段仍是有這種嘗試的必要，唯有如此方能清理出“現代化敍事”所帶來的影響，同時，在汲取知識、選用書籍、引用資料時，會更“大膽懷疑、小心求證”。需要如此的態度，主要是因爲中國在“赤化”後，學者常以一種“目的論”的方式，去敍述中國近、現代史，從而追認共產主義必然出現及走向共產是中國的唯一途徑。

有必要闡明的是，此篇文章的論點輿論据不免偏薄，衹因在這篇短文中無法完整論述，同時，也因爲是一片閲讀心得、隨筆性質的文章而不註明引文，僅將所閱之書羅列下：１．馬端臨：《文獻通考》，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２．馮天瑜：《封建考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３．呂思勉：《中國社會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４．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最後，此期的這樣一個嘗試，希望能起到一個討論的效果，善意的批評、有證據的反駁無任歡迎。《踟躕》今後，將會增設一個讀者交流區，讓同學們物盡其用；也同時寄望日後的《踟躕》不僅是一個同學閒的交流平臺，也同時是師長們給予課外知識指導的地方。

讀弗羅姆《愛的藝術》

雲來雲去 陳文輝

弗羅姆是美籍德國猶太人，二十世紀一位相當活躍和多產的人本主義哲學家及社會心理學家。這本《愛的藝術》於1956年出版，1987年被譯爲中文；與《逃避自由》（1941）和《爲自己的人》（1947）相輔相成地表述了弗羅姆的人性論，也是弗羅姆諸多作品中最暢銷的著作，有著相當廣泛的影響。

現代關於愛的作品非常之多。以愛爲主題的各類作品，從通俗的“專論”、小說，到歌曲、電影等，其數量之多，種類之繁，足以讓人眼花繚亂，目不暇給。而“愛”作爲一個重要的文藝主題，也是無數文學和藝術作品致力描繪的對象。但若撇開上述的通俗作品和文學經典的話，對於“愛”這門學問系統的、客觀的專論卻出奇地少。而就筆者所知，關於愛，像弗羅姆這本建立在完整的人性論及敏銳的社會觀察的基礎之上的專論，說它是鳳毛麟角也不夸張。

弗羅姆在本書中提出“愛是一種藝術”的觀點。弗羅姆認爲，現代人並非因爲不重視愛而導致了對愛的不了解，而是由於現代人沒有意識到愛作爲一種藝術，是一種需要知識和努力的積極活動。弗羅姆指出現代人忽略了“愛的問題”而過分重視“被愛的問題”、忽略了培養“愛的能力”而過分重視選擇“愛的對象”、忽略了“愛的永恒狀態”而過分重視“愛的最初體驗”。這就導致了現代人的一種錯覺：“愛是沒甚麼可學的”。對於弗羅姆而言，人生的問題是要擺脫從自然界獨立出來以後衍生出的孤獨感。有四個互相依賴的基本因素（關心、負責任、尊重和了解）所構成的愛，是擺脫孤獨感最成熟、最健康的方法。

《愛的藝術》談論的並非衹是狹義的男女之間的情人之愛，同時也討論了父母之愛、同胞之愛、自身之愛和上帝之愛。其中尤以父母之愛和自身的愛最見其理論特色。在弗羅姆的觀點裏，典型的母愛和典型的父親愛是大不相同的；並認爲前者是無條件之愛，是不可習得，不可創造的；而後者則是有條件的愛，是需要以服從而贏得的。弗羅姆在此基礎上繼承並發展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分析了父母的愛對孩子人格發展的影響。關於自身的愛，弗羅姆也有其獨到的見解。弗羅姆認為一個善於愛人的人，也必然善於愛自己，自私自利與自愛是不相同的，實質上是截然相反的事情。這一觀點與馬斯洛等人本主義心理學家的研究結論是一樣的。

另外，筆者必須指出，弗羅姆雖在第四章中集中討論了愛的實踐問題，但弗羅姆著墨不多，衹是申論了培養愛的能力的一些建設性意見。弗羅姆深信，愛的實踐和其他領域的實踐一樣，是不能說得太多的。本書絕非市面上那些一步一步教讀者去“愛”的傻瓜指南。如果對本書的內容有著這樣的期待，那麼讀者肯定大失所望。

初讀弗羅姆這本半個世紀前寫成的著作，筆者的第一感覺就是意外地親切。這本書沒有讓活在半個世紀之後的筆者感到有任何的代溝或落伍，反而處處是能引起讀者共鳴的觀點和分析。除了這意外的親切，筆者也覺得意外地清新。弗羅姆的論述，平易近人而深入淺出，並沒有太多哲學家式的術語。以上兩點都讓筆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筆者認爲，本書對愛嘗試作出了盡可能清晰的說明和分析，但愛的神秘性並非本書所能道盡，恐怕也是語言所不能道盡的。本書之理論，實有待讀者以生活去印證；而本書留白之處，也有待讀者在生活中去體會。

詩生活

城隅 張瑞玲

甚麼是“詩”？以個人的粗淺見解，“詩”能抒發情感。

甚麼是“詩意”？依然是個人粗淺的見解，“詩意”是予人美感的意境。

當人說“我過著很詩的生活”，可能是因爲他——她的生活充滿具美感的意境；或者他——她有著豐富的情感，容易通過心理上對周圍的移情作用，產生一種詩意。就如陽光撒在湖面上泛起粼粼銀光的一霎間觸動了心弦，這湖泊便在心上泛起了漣漪。於是，這湖便不衹是地球上無數湖泊中的其中一面，而是他——她心中的湖。

以上粗淺的個人見解不過是獨處時胡思亂想的結果，然而讀到關於朱光潛的《詩論》後，才進一步發現“詩”的美。《詩論》的世界何其廣大，因此这裡便衹是略談《詩論》里所說關於詩的起源與詩的境界。

一般學者研究詩的起源時大半會從歷史與考古學下手。他們以爲在最古的書籍里找到幾首詩歌就算是詩的起源了。於是，《詩經》成爲最可靠的古詩集本，也就是中國詩的來源。然而這種判斷方法永遠不能找出詩的起源，因爲它含有兩個根本錯誤的觀念：
一、 它假定在歷史記載上最古的詩就是詩的起源。
二、 它假定在最古的詩之外尋不出詩的起源。
關於第一個假定錯誤，無論從考古學的證據或是從實際觀察的證據看，詩歌的起源不但在散文之先，還遠在有文字之先。詩歌在未經過學者搜集寫定之前便早已流傳眾口。因此，如果根據最早的詩歌集本斷定在這集本前沒有詩歌便成了笑話。

第二個假定錯誤則是因爲詩的原始與否因文化程度而定，不以時代先後爲準。比如現代中國民間歌謠雖比《商頌》、《周頌》晚二三千年，但在詩的進化階段上，現代民歌反而在《商頌》、《周頌》之前。如果說詩的起源不是歷史問題，那麼便是一個心理上的問題。如果關乎心理，那麼便要問：“人類何以要唱歌作詩？”對於這個問題，不同人也許有不同的答案，但大抵離不開“詩是要表現情感”的這一答案。《詩·大序》曰：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行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

人本就有情感，情感則天生的就需要表現出來，而表現情感最適當的方式便是詩歌，因爲語言節奏與內在節奏相契合，是自然的。對於此，就人類詩歌的起源而論，歷史與考古學的證據便遠不如人類學與社會學的證據重要。原始人類在表現情感上往往是音樂、詩歌配合著舞蹈。可以說，詩歌與音樂、舞蹈是同源的，而且在最初是三位一體的混合藝術。依阮元說，《詩經》的“頌”原訓“舞容”。顯然頌詩是歌舞的混合。惠周惕也說“《風》、《雅》、《頌》以音別”。漢魏《樂府》有《鼓吹》、《橫吹》、《清商》等名，都是以樂調來命名詩篇。這些都證明詩歌、音樂、舞蹈在中國古代原來也是一種混合藝術。

再者，詩歌、音樂與舞蹈的共同命脈是節奏。在原始時代，詩歌可以沒有意義，音樂可以沒有和諧，舞蹈可以不問姿態，但卻都必須有節奏。雖然後來三種藝術分化，但仍保有節奏。衹是音樂向和諧方面發展，舞蹈想姿態方面發展，詩歌則向文字意義方面發展。彼此間便漸行漸遠了。因此，我們可以說詩作爲人類表現情感的動作，以人類的天性爲基礎的藝術，詩的起源當和人類起源一樣久遠。
若說詩是人類本著自然天性的自然流露，那麼當所流露的自然情感創作成詩便是一種藝術。可以說，詩是自然與藝術的結合。詩與實際的人生世相的關系妙在不即不離。因爲“不離”，所以有真實感；因爲“不即”，所以新鮮有趣。每首詩都自成一種境界，在心神領會一首詩時，仿佛置身於一片獨立的小天地，忘了個人生活中的一切憎愛悲喜，衹剩凝神注視，純粹的詩的心。

詩能在流動的人生世相中截取一剎那，一片段；灌注生命於它的是藝術，於是化爲永恒。當詩人在心神領會的一剎那，寫下的詩篇便賜予那個片段一種超時間性的生命，讓後人能不斷的去心神領會。本是一個片段，因爲藝術予以完整的形象，它便成爲一片獨立自足的小天地，在無數的心神領會者心中再顯形象。詩的境界是理想境界，是從流動與變動的時間與空間中執著一點（或者說是一個片段）加以永恒化。又因爲每個欣賞者的所處時間與空間有所不同，性格情趣有所分別，所以雖然同一首詩會在無數的心靈上復現，卻能因欣賞者的情趣不同而賜予同一首詩不同的生命。

有人說詩是難懂的，那是因爲對於同一首詩，每個人所領會的都不一樣。然而這正是詩的境界所在。每個人都擁有一片獨立自足的小天地，都能在這片天地間任意翱翔。

詩，在有限中寓無限，在有限的人生中截取永恒的片段。在此便以一首讓人心情開朗（至少我讀了覺得心情開朗）的詩作爲結束：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
若無閒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

今天，你是否已截取了屬於自己的“人間好時節”？

被遺忘的園地

這次附上的書目分成三部分。

第一部分的“金寶圖書館開放書籍類有一套的書（續）”其實早已連同創號刊的書目一起編好，唯礙於篇幅衹能延至此期再刊登。

第二部分的“金寶圖書館開放書籍類有一套的書（再續）”則是近日才編好。在創刊時，我們留意到這類書籍已不在八打靈再也圖書館，通過圖書館電子檢索系統檢查，發覺其還處於登記編輯的狀態（cataloging）中，唯近日再查，發覺其中大部分的書已成功調到金寶圖書館去。

第三部分的“金寶圖書館開放書籍類有兩套的書（續）”則與第二部分的書籍屬同種狀況。這裡略過不談。

被調走書籍的目錄之刊登就暫告一段落。我們編輯並刊登此類目錄的目的，除了先前所說，能讓同學查閱以外，同時也希望能引起各方面對圖書館的注意。我們認爲，與其大費周章調動書本，倒不如每部書多買幾套，充實藏書量，不僅解決某部書衹在某處有而在某處無的問題，也能避免出现某部搶手書籍供不應求的情形。

金寳圖書館開放書籍類有一套的書（續）
1. 王德威：《落地的麥子不死：張愛玲與 "張派" 傳人》（全1册），濟南：山東画报出版社，2004。
2. 賈平凹：《秦腔》（全1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6。
3. 陳思和：《中國當代文學關鍵詞十講》（全1册），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4. 賈振勇：《郭沫若的最後29年》（全1册），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
5. 賈振勇：《郁達夫傳記兩種》（全1册），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84。
6. 金韻琴：《茅盾談話錄：在茅盾家作客的回憶》（全1册），上海：上海書店，1993。
7. 巴金著，姜德明主編，紀申選編：《巴金書話》（全1册），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
8. 劉復生編著：《巴金卷》（全1册），北京：蓝天出版社，2004。
9. 沈從文：《沈從文全集》（全27册），太原：北嶽文藝出版社，2002。
10. 曹禺：《曹禺剧本選》（全1册），北京：解放军文藝出版社，2000。
11. 湯晏：《一代才子錢鐘書》（全1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12. 郭小川：《郭小川詩選》（全1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13. 郭小川：《丁玲文集》（全1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49。
14. 駱賓基：《蕭红小傳》（全1册），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1。
15. 駱賓基：《老舍小說全集》（全11册），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
16. 朝歌，雨君選編：《老舍作品精選》（全1册），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7。
17. 食指：《食指的詩》（全1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
18. 陳思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名篇十五講》（全1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19. 錢理群，王得後編：《魯迅作品全编·小說卷》（全1册），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8。
20. 張永修，張光達，林春美：《辣味馬華文學：90年代馬華文學争論性課题文選》（全1册），Kuala Lumpur: Dewan Perhimpunan China Selangor，2002。
21. 雲里風，戴小華總編：《馬華文學大系》（全10册），柔佛：彩虹出版社，2001-2004。
22. 張錦忠，黄錦樹，莊華興編：《回到馬來亞：華馬小說七十年》（全1册），吉隆坡：大将出版社，2008。
23. 戴小華編：《當代馬華文存》（全10册），吉隆坡：馬來西亞華人文化學會2001。
24. 黄錦樹：《馬華文學：内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全1册），吉隆坡：華社资料研究中心，1996。
25. 甄供編：《說不盡的吳岸》，加影：董教總高等教育中心，1999。
26. 许文榮主編：《回首八十载，走向新世纪：九九馬華文學國际學術研討會學術論文集》（全1册），柔佛：南方學院，2001。
27. 楊松年主編：《從選集看历史：新馬新詩選析，1919-1965》（全1册），新加坡：创意圈工作室，2003。
28. 馬侖：《新馬華文作家群像》（全1册），新加坡：風云出版社，1984。
29. 馬侖：《新馬文坛人物扫描，1825-1990》（全1册），柔佛：書辉出版社，1991。
30. 黄孟文：《新馬文藝論丛》（全1册），新加坡：新加坡世界書局，1979。
31. 黄錦樹：《谎言或真理的技巧：當代中文小說論集》（全1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32. 潘雨桐：《河岸傳說》（全1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2。
33. 黄錦樹：《烏暗暝》（全1册），臺北：九歌出版社，1997。
34. 甄供編：《方修研究論集》（全1册），加影：董教總高等教育中心，2002。
35. 黎紫書：《天國之門》（全1册），臺北：麥田出版社，1999。
36. 黎紫書：《山瘟》（全1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1。
37. 陳志鴻：《腿》（全1册），臺北：印刻出版，2006。
38. 辛金順：《月光照不回的路》（全1册），臺北：九歌出版社，2008。
39. 李永平：《吉陵春秋》（全1册），臺北：洪范書店，1986。
40. 黄錦樹：《土與火》（全1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41. 余秋雨：《文化苦旅》（全1册），臺北：尔雅出版社，1992。
42. 曹禺：《曹禺精選集》（全1册），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6。
金寳圖書館開放書籍類有一套的書（再續）
43. 朱正：《一個人的吶喊：魯迅》（全1册），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7。
44. 周建人：《回憶大哥魯迅》（全1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45. 王富仁：《中國文化的守夜人：魯迅》（全1册），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2。
46. 謝保成：《郭沫若學術思想評傳》（全1册），北京：北京圖書馆出版社，1999。
47. 茅盾著，孫中田，石鄉編選：《茅盾小說名篇》（全1册），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00。
48. 劉慧英編：《巴金：從煉獄走來》（全1册），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02。
49. 趙園主編：《沈從文名作欣賞》（全1册），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93。
50. 王潤華：《沈從文小說理論與作品新論：沈從文小說理論，批評，代表作的新解讀》（全1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
51. 金介甫著；符家欽譯：《沈從文傳：全譯本》（全1册），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1992。
52. 馮祖貽：《百年家族：張愛玲》（全1册），臺北：立绪文化事業，1999。
53. 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集體創作；賀敬之，丁毅執筆：《白毛女》（全1册），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
54. 雷達主編；梁穎編選：《賈平凹研究资料》（全1册），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6。
55. 賈平凹：《秦腔》（全1册），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56. 賈平凹：《土門》（全1册），香港：天地圖書，1997。
57. 余華：《兄弟》（全1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5。
58. 余華：《黄昏里的男孩》（全1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59. 余華：《世事如烟》（全1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60. 余華：《呼喊與細雨：再也没有比孤獨的無依無靠的呼喊聲更让人戰溧了，在雨中空曠的黑夜里》（全1册），臺北：麥田出版社，2003。
61. 陸小曼編：《真愛與永恒：徐志摩與陆小曼愛情日記》（全1册），臺北：九歌出版社，2004。
62. 丁言昭：《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傳》（全1册），臺北：業強出版社，1998。
63. 吳麗娜，吳虛兮選編：《丁玲作品精選》（全1册），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03。
64. 蕭紅：《蕭红全集》（全3册），哈爾濱：哈爾濱出版社，1998。
65. 朱天心：《古都》（全1册），臺北：麥田出版社，1997。
66. 陳平原：《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全1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67. 陳平原：《文學的周邊》（全1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
68. 王曉明：《無法直面的人生：魯迅傳》（全1册），臺北：業強出版社，1992。
69. 川端康成著；唐月梅譯：《古都》（全1册），臺北：木馬文化，2002。

金寳圖書館開放書籍類有兩套的書（續）
3. 楊憲益，戴乃迭翻譯；丁聰繪圖：《插圖本阿Q正傳》（全1册），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0。
4. 余斌：《張愛玲傳》（全1册），臺中：晨星，1997。

自序

一年半。

是的，再多個一年半，這奄奄一息的生命，也走到了它的盡頭。或許，你我作為八打靈再也中文系的最後一群學生，特別能夠感受到身邊種種的扭曲和詭異。

古人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妾身未名的你我，再次背上先輩離散於異鄉的宿命，不再屬於人文與社會科學，而從事創意產業。重心逐漸北移，留下的末世之子，圖書也好，師生也罷，大抵衹能看著身邊的人與物一樣又一樣地消失。吊詭的是，一旦與還在興建的北方相比較之下，再多的調動，以及因調動而產生的連鎖反應，統統都能被合理化。我們的劇本似乎已經寫好了：目睹、接受和感受凋零，然後靜悄悄地、順順利利地畢業——這出戲，也就完美落幕。

但是我們—— 一批尚未死心的學生想上演另一出不一樣的戲。事實是，即便這片土地如何愈發貧瘠，仍然有個別堅持奮斗的力量在努力，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打造盡可能燦爛的大學生涯。可惜的是，一方面資源越來越少，一方面學生陣容衹減不增，導致活動在各種局限下顯得有心無力，仿佛活動衹能注定越辦越小，甚至以失敗收場。

或許，正是在這樣的困境下，出版刊物成為比較實際而無奈的選擇。畢竟，它並不像以往的各種比賽，需要多至數十人的班底，工作也有一定的范圍，使它在“辦得到與否”這一最為現實的問題上顯得比較從容。也許，這便是為甚麼諸多活動已經紛紛寂靜無聲的當兒，刊物仍能保持其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然而，出版刊物也不一定屹立不倒。中研會老招牌《優曼壇》，以及要讓文學蔓延的《漫延》遲至第六周方能面世。在兩大老樹露出疲態時，上學期猛然崛起卻備受爭議的《隨思》，似乎也力不從心，遲遲無法出版，不曉得能否繼續矗立於輿論界中。我們不禁想問：在這將近相等於兩個月的時間裏，刊物的全然缺席是否意味著它的生命力也近乎枯萎？

明知困難重重，我們最終還是決定創辦新刊物，這其中的左右搖擺和猶豫不決絕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一來我們認為《漫》主文學創作、《隨》主批評思辨、《優》主報導系內活動，這固然很好，但作為中文系學生主導的一個言論世界，似乎還少了一份專門談論書籍和閱讀的刊物；二來則妄想通過這樣的一份刊物，能提昇系內的閱讀風氣，引起更多人對圖書館的關注；三來則希望通過新刊物的誕生，為日益麻木的校園生活增添些火花，為越發冷清的校園多加點震撼。

從猶豫不決到向前緩行，甚至往下的艱難路途，我們認為，“踟躕”二字相當符合我們的心情。有鑒於此，《踟躕》於2月26日創刊，此學期預計每兩周出版一期，共為四期。這份刊物主要刊登書話、書評和書介，並於刊末附上本班底編的圖書館書目。

至於《踟躕》是否成功達到我們欲改變校園風氣的目的，他日自有公論。如今，衹有盡力而為。

《踟躕》制作班底共擬






一年半。

是的，再多個一年半，這奄奄一息的生命，也走到了它的盡頭。或許，你我作為八打靈再也中文系的最後一群學生，特別能夠感受到身邊種種的扭曲和詭異。

古人說，名不正則言不順。妾身未名的你我，再次背上先輩離散於異鄉的宿命，不再屬於人文與社會科學，而從事創意產業。重心逐漸北移，留下的末世之子，圖書也好，師生也罷，大抵衹能看著身邊的人與物一樣又一樣地消失。吊詭的是，一旦與還在興建的北方相比較之下，再多的調動，以及因調動而產生的連鎖反應，統統都能被合理化。我們的劇本似乎已經寫好了：目睹、接受和感受凋零，然後靜悄悄地、順順利利地畢業——這出戲，也就完美落幕。

但是我們—— 一批尚未死心的學生想上演另一出不一樣的戲。事實是，即便這片土地如何愈發貧瘠，仍然有個別堅持奮斗的力量在努力，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打造盡可能燦爛的大學生涯。可惜的是，一方面資源越來越少，一方面學生陣容衹減不增，導致活動在各種局限下顯得有心無力，仿佛活動衹能注定越辦越小，甚至以失敗收場。

或許，正是在這樣的困境下，出版刊物成為比較實際而無奈的選擇。畢竟，它並不像以往的各種比賽，需要多至數十人的班底，工作也有一定的范圍，使它在“辦得到與否”這一最為現實的問題上顯得比較從容。也許，這便是為甚麼諸多活動已經紛紛寂靜無聲的當兒，刊物仍能保持其生命力的原因之一。

然而，出版刊物也不一定屹立不倒。中研會老招牌《優曼壇》，以及要讓文學蔓延的《漫延》遲至第六周方能面世。在兩大老樹露出疲態時，上學期猛然崛起卻備受爭議的《隨思》，似乎也力不從心，遲遲無法出版，不曉得能否繼續矗立於輿論界中。我們不禁想問：在這將近相等於兩個月的時間裏，刊物的全然缺席是否意味著它的生命力也近乎枯萎？

明知困難重重，我們最終還是決定創辦新刊物，這其中的左右搖擺和猶豫不決絕非筆墨所能形容的。一來我們認為《漫》主文學創作、《隨》主批評思辨、《優》主報導系內活動，這固然很好，但作為中文系學生主導的一個言論世界，似乎還少了一份專門談論書籍和閱讀的刊物；二來則妄想通過這樣的一份刊物，能提昇系內的閱讀風氣，引起更多人對圖書館的關注；三來則希望通過新刊物的誕生，為日益麻木的校園生活增添些火花，為越發冷清的校園多加點震撼。

從猶豫不決到向前緩行，甚至往下的艱難路途，我們認為，“踟躕”二字相當符合我們的心情。有鑒於此，《踟躕》於2月26日創刊，此學期預計每兩周出版一期，共為四期。這份刊物主要刊登書話、書評和書介，並於刊末附上本班底編的圖書館書目。

至於《踟躕》是否成功達到我們欲改變校園風氣的目的，他日自有公論。如今，衹有盡力而為。


《踟躕》制作班底共擬

從創刊開始談起

黃麒達

要為一份新創的刊物擬稿，實在有難以下筆的感覺。這裡主要有兩方面的問題。其一，選擇議論的課題馬虎不得，否則就會壞了新刊物的名聲。再來，由於自己懶惰的陋習纏身，許久沒有打字趕稿動腦筋，因此當要認真地去寫稿時，當真衹能嘔心瀝血地去想去寫，難為非常。思來想去，倒發現“創刊”這一獨特的行為，實有許多值得去思考的地方。

感覺上，在當下仍有人愿意花心思、費時間去創立刊物，仿佛是和現時代格格不入的。在那各式新刊物不斷涌現，續而相繼消失的久遠年代，雜志背負了引進新思想的任務。然後，這些西來的思想或引起反彈，而導致了那些有識之士想捍衛一些在傳統中固有的文化，也創立了許多被當代人視為保守的刊物。這些立場對立的刊物，承載了那個時代不同派別的知識分子相互在言論上攻訐的經過。紛亂的論戰成為認識逝去年代的重要標幟。應該說，衹有在那種特有的時代需求下，才有了需要創立刊物的必要。時至今日，新刊物的出現，又意味著甚麼呢？這個不知道是否算得上是問題的問題，應該可以又怎麼樣的解答？

但凡以平面媒介的形式出現的刊物，無論是書本或雜志等等，所針對的對象自然是讀者。若以簡單的雅俗二元觀念加以區分，便可更加清晰地去了解一本刊物背後所負及的功能。俗者，自然衹有消遣的作用，人們不會期待這樣的刊物可以產生更多積極的意義。然而，一份至少不欲淪落為俗物的刊物，便必然會有許多額外的設定，以期達到改變社會風氣的目的。這樣的設想，即認定了讀者通過閱讀會有深刻的體會，接著再產生出反躬自省的深思。最後，個人會糾正自己，社會也會跟著向美好的方向發展。這是閱讀被賦予神奇色彩的過程，但是奇跡確實很少發生。通過這種現象，我們大概又可以理解到，何以人們經常會認為，讀過書的人，好讀書的人，大概都是好人的想法。這裡頭實在有太多的理所當然無法去解釋。這裡，我衹想到道德教育教科書的荒謬存在。
既然讀物的產生，衹是一種對假象作假定後，為幻想實踐的循環——那麼，我們可以在此探問——這份新刊物的出現，究竟想企及怎麼樣的高度？其背後的設定是甚麼？又或許想從讀者的身上得到怎麼樣的反應？這些問題，衹能留空，似乎不可能得到回音。一篇像代替主編立創刊詞的文章，衹能充滿無數期待的疑問-衹知道，要做批判前，先好好地回想自身的存在。

最近，讀完了吳立昌主編的《文學的消解與反消解——中國現代文學派別論爭史論》，仍在囫圇著《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有點消化不良。

讀《大學精神》

豪健

在老師的書架上發現了《大學精神》這本書，隨手翻翻，對其內容甚感興趣。一次逛書店時，在遠處望見此書，立即取下付款。

一次的講課中，老師和我們分享了以下這一段話：

他們平日對於學問上并沒有甚麼興趣，衹要年限滿後，可以得到一張畢業文憑。教育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講義，照樣印出來，按期分散給學生，在講壇上讀一遍，學生覺得沒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雜誌，下課時，把講義帶回去，堆在書架上。等到學期、學年或畢業的考試，教員認真的，學生就拼命的連夜閱讀講義，衹要把考試對付過去，就永遠不再去翻一翻了。

在這之前，我已經讀過此書，讀至此句，忽生感慨，一百年左右以前的事情，和目前周遭發生的事情相差無幾。學生們的態度，在教育尚未普及的時候，并非是我們先入為主地認為，大學生皆是勤奮，原來大學生當中，混飯吃的也不在少數。現在教育普及，大家都說大學生的素質不外如此，名為大學，實不如中學。在念書機會不多的年代，大學生的態度已經如此惡劣，如此看來，現今大學生態度不佳似乎是合情合理了。

說大學生不如中學生，確實是一種很大的侮辱。傅斯年認為，中學教師對學生是訓練者，大學教師對學生是引路者，中學學生對教師是接受者（無論接受的態度是自動的或被動的），大學學生對教師是預備參與者。訓練，即是知識的輸進和技能的養成，屬於基本功。引路者，則是能夠引導學生的教師，并非訓練出一羣衹會一切服從教師的大學生。學生聽從老師的話，已非天經地義的尊師重道，很多時候，是為了能在考試中獲取更高的分數。如此一來，大家都樂於接受現成的答案而懶於思考，對於這一點，竺可楨認為，大學所施的教育，本來不是供給傳授現成的知識，而重在開闢基本的途徑，提示獲得知識的方法，并且培養學生研究批判的反省的精神，以期學者有自動求智和不斷研究的能力。衹會接受現成的知識已非好事，衹為考試者更甚，大學不如中學，我們可以怪誰？

對於大學的看法，書中還收錄不少發人深省的言論，如“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大學，研究高深學問者也”、“理想的大學生應退可為專才，進可為通才，以其所學施之於特殊職業”等。

《大學精神》非由一人撰寫，編者是楊東平，其中收錄了蔡元培、胡適、蔣夢麟、梅貽琦、朱光潛、潘光旦、傅斯年等對“大學精神”的討論。他們皆是五四前後的知識分子，不少人疑惑，讀他們的文章，到底對我們有甚麼幫助？也有不少人認為，對於五四時期的人物，我們高攀不起，故無需仿效。或許會有人不屑，以為讀過《大學精神》就能成為合格大學生嗎？我是這樣認為的，讀書總比聽university是由你玩四年、玩三年等言論來得好。好很多。

太陽底下的“講故佬”——讀“現代世說新語”

不過糞青爾

獨上江樓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來望月人何處，風景依稀似去年。
——唐·趙嘏〈江樓舊感〉

念《負暄瑣話》，神思游蕩，游到了那個久遠的五四時代，裡頭的人事物，一顰一笑，一舉一動，一片片帷幕般，慢慢地揭開……他的文筆，就是有如此奇妙的神效，讓我這個向來耽於逸樂的年輕小伙子，也多少感受到那個時代的氣息和當時文化名人的精神面貌，不怪乎享有“現代世說新語”之盛譽。

根據本書的內容簡介，書名乃取曬太陽時談閑話之義，於八十年代前期著文，寫三十年代前期以北京大學為中心的舊人舊事，得章太炎、周作人、胡適之、朱自清等六十餘篇。用意是記可傳之人、可感之事、和可念之情。作者說“是當作詩和史寫的”，因而筆下總是輕松中含有嚴肅，幽默中含有淚水。

以上第二段（“輕松中含有嚴肅，幽默中含有淚水”云云）是別人說的，不代表本人立場。對本人而言，一種書好就是好，沒必要用甚么高深的理論玄妙的語句來分析它的藝術手法以抬它身價，反正各花入各眼，我說好，遇到不知音，也不過當它是本爛書，用俞平伯在課堂上解李清照名句“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時說的一句話就是：“真好，真好！至於應該究竟怎么講，說不清楚。”

這本書最引我入勝處（引我入勝之處很多，但於此就衹講一點）就是，文中處處體現了五四文化人的獨特精神面貌，這些獨特的精神面貌反映了那個時代獨有的精神特征，其中作者談及北大的上課情形時，讓我神往了良久：
一般人談起北京大學就想到蔡元培校長，談起蔡元培校長就想到他開創的風氣——兼容并包和學術自由。這風氣表現在各個方面，或者說無孔不入，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課堂。（中略）這說得鮮明一些是：不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

先說不應該上課而上課的情況。這出於幾方面的因緣和合。北京大學不乏名教授。（中略）有些年輕人在沙灘一帶流浪，沒有上學而同樣愿意求學。（中略）北京大學課堂的慣例：來者不拒，去者不追。

再說應該上課而不上課的情況。（中略）不上有種種原因或種種想法。比如有的課不值得聽；有的課，上課所講與講義所寫無大差別，可以不重復；有的課，內容不深，自己所知已經不少；等等。
——《負暄瑣話·紅樓點滴一》

想我現今就讀之處，風氣如何，有目共睹：沒交學費想旁聽？內有惡犬！不想進班聽課？小心我扣掉你分數（於此我衹是以小人之心度先生之腹，先生所用的這一秘術，出發點可是很好的，良苦用心，良苦用心啊）！或許，一些“允執厥中”的“正人君子之流”會說：“現還屬草創時期，如此要求，未免過苛。如果真的那么不滿意，就干脆不要讀。沒人逼你來的。有本事就自己上北大讀吧！”然而本校不是提倡“教育普及”的嗎？起初的辦學理念不就是為了讓華裔貧寒子弟有機會於高等學府肄業而建校的？卻原來，所謂的“教育普及”，也不過是普及在錢上而已。

有上進心者總是向上看，而市儈狹小者則衹會往錢看。單從這一點來看，北大之所以為北大，不是沒道理的。

此外，師生間毫不客氣的對話——如有一次胡適之講佛學講得興致勃勃時，有一個同學氣沖沖地站起來說：“胡先生，你不要講了，你說的都是外行話！”說完，胡適之也沒生氣，叫那同學坐下後，照舊上課。——這種“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的北大精神，均讓我神往非常。

作者於文章末端老愛用“人琴具亡”這四個字來收尾，而今我亦東施效顰，然而卻是人亡琴不亡，留下的這副“琴”，除了顯現三〇年代文化名人的流風遺韻外，也體現了作者寓悲天憫人之懷以及發思古之幽的精神。這種歷史與現實、瞬間與永恒、高雅與世俗的奇妙組合，在今天來看，倒是幾成“廣陵絕響”的了。

得以接觸這本書，全賴一先生不吝分享，於此對先生致上萬分感激。有道是“獨樂樂不如眾樂樂”，誠心向諸君推薦此書，除了《負暄瑣話》外，作者還有《負暄續話》、《負暄三話》，近年來中華書局有重印，均以隨筆散文式記錄他那個年代的風流韻事。本校圖書館有。

對了，論了世卻還不知人呢（雖然這不過是篇自說自爽的所謂“書話”，壓根兒談不上“論”的）。作者張中行（念形），為上世紀重要散文家之一。1909年出生，1936年北大中國語言文學系畢業。學業方面興趣廣泛，博覽群書，古今中外，人稱為雜家，著述頗豐，對中國佛教尤其有研究。

略談《搜神記》的版本問題

陳沛文

懂得在買書的時候進行挑選是很重要的。常有同學和我聊起，買書時該注意甚麼出版社、哪位作者，但我覺得我們經常忽略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也就是挑選版本。這一點在購買古籍時尤其突出。

…………

首先，我們必須知道，雖然《搜神記》已經失佚，但是一直以來都有個別不同、托名《搜神記》或托名干寶所作的書，如元刊《新編連相搜神廣記》、明萬暦富春堂刊《新刻出像增補搜神記》、明《繪圖三教源流搜神大全》、明八卷本的《搜神記》等。

其中，八卷本的《搜神記》托名干寶著，內容也接近干寶書，後來收入嘉慶何鏜編的《漢魏叢書》、萬歷三十年商濬編刊的《稗海》、民國王文濡輯的《說庫》中。王謨認為這八卷本是殘本，但後來范寧列舉其“有後代管制”、“有後代地名”、“有後世之人和事”、“多改竄唐人書”等原因，斷定這書不是干寶原書。

那麼，二十卷本和八卷本是否有關系呢？是有的。李劍國費了一定筆墨去證實二十卷本《搜神記》和明人陳耀文《天中記》的關系，這不是沒有理由的。收錄八卷本的《漢魏叢書》和《稗海》，於萬暦三十年過世的胡應麟根本不可能用來輯二十卷本，那麼必須指出其與八卷本契合的條目輯自何處。而通過胡陳兩位的往來以及《天》《搜》二書的對照，李劍國指出“二十卷本中涉及八卷本的條目主要是根據《天中記》輯錄”。

二十卷本的問題又不僅僅是輯入八卷本的條目而已。其首載於胡震亨和姚士鄰於萬暦編刊的《祕冊彙函》中。然而，此書出版時胡應麟已過世，我們所見到的都是經胡姚二人之手的《祕冊彙函》本，胡輯本原貌究竟如何，已無法得知。這裡牽涉隱含的問題是：在胡輯本原已有問題的基礎上，其是否經過第二層次的改動呢？


…………

詳細內容請瀏覽〈冀竹軒〉

讀葛兆光《中國思想史》

雲來雲去 陳文輝

書當可有“安全”與“危險”之分。經歷學術界長期檢驗、廣泛引用的大師名著，可謂安全之書。讀此類書猶如隨著大師的筆觸游覽學術之風景，沿途但有名山秀水，無有虎豹惡獸。此類書讀之讓人驚嘆先輩們學術上的真知灼見，更讓人欽佩先輩們研究時的嘔心瀝血。然而，每一部安全的書，大概都在一定領域內樹立了一道高墻，留待後人去超越。筆者所謂危險之書，猶指那些嘗試跨越這些高墻的備受爭議之書。

葛兆光先生的《中國思想史》是一部危險的書，筆者有這樣的感覺。葛先生的這部書獲得了“長江讀書獎”以及李學勤、葛劍雄等當代學者的高度贊揚；同時，這部書也遭來了陳克艱等人不留情面的批判。筆者才疏學淺，無意參與此書觀點上掀起的學術爭議。其觀點之真偽優劣，就留待時間去驗證。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部書，除了上下兩冊之外，附有一本名為《導論：思想史的寫法》的小書，分享葛先生寫《中國思想史》的經驗。僅於此分享讀此導論所獲得的一些啟發。

這部思想史的寫法，相當有啟發性。如果說一般的思想史著作傾向於描述“精英思想”， 那麼嘗試描述“一般思想”就成為了葛先生這部思想史寫法上的一個特點。漢代的思想等於經學、魏晉南北朝的思想等於玄學、隋唐的思想等於佛學、宋明的思想等於理學……學中國思想史時或多或少會留下這樣的幾近刻板的印象，仿佛這些精英思想就是當時社會生活中普遍的一般的思想。正如當代哲學家的理論不能代表當代一般人的思想一樣，單純地從經典文獻重構思想史衹會是當時的精英思想史。要從經典文獻中找到一般平民百姓的思想，能找到的線索肯定是很有限的。

要重構一個時代的一般思想，極可能會陷入兩種困境：資料太少以及資料太多。葛先生在《導論》中亦對研究材料范圍的拓展（如出土文獻，無文字的文物）及研究材料取舍的考量發表了珍貴的經驗之談，供後人借鑒。除此之外，葛先生亦論及西方歷史學，尤其是後現代歷史學之方法和視角，作為研究中國思想史資源的意義。這些仍未被廣泛采用的材料與方法，對於拓展研究視野有著相當的意義。若能吸納這些新資料和新理論，當會對中國思想史產生一些新的了解。

站在某一時代一般思想的平臺上重新思索同時代的精英思想，對於了解和詮釋精英思想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文學作品和哲學思想，當不是無端端地蹦出來的。出類拔萃的文學與思想正常來說當是需要時間和環境的醞釀，而不是靈光一閃就憑空產生的（雖然凡事都會有例外）。在這樣的一種基礎上去閱讀並了解各種文化遺產，當更有機會貼近真實。隨著一般思想世界的空白處被新的研究成果不斷補充，中國古代思想的全貌將變得更加“活靈活現”。

總的來說，葛先生《中國思想是》是一部拓展視野的誠意之作，其《導論》闡述之思想史的寫法所提出的問題與方法，對於想要認識思想史這門學科的人是極有啟發性的。以一般思想作為研究的對象，運用出土文獻與文物作為研究的材料，再參考西方史學的方法，如此寫成的“中國思想史”是目前“最危險”的思想史通論吧！

图书资料：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該用哪塊石頭？

城隅 張瑞玲

《紅樓夢》中的世界真真假假，在虛幻與現實中的徘徊若找不對路，將無法撥開層層迷霧。於是，《紅樓夢》的版本便顯得很重要。若誤以為百二十回本《紅樓夢》便能探究作者的創作思想，那么探索《紅樓夢》便成了水中撈月。原因在於百二十回本的《紅樓夢》與鈔本的《紅樓夢》情節上有出入，且後四十回為高鶚所續。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亦指出：“……乾隆五十七年（1792），乃有百二十回之排印本出，改名《紅樓夢》，字句亦時有不同……”

在脂評本被發現之前，人們皆誤以為程偉元、高鶚擺印的百二十回本是《紅樓夢》的原本。這個天大的誤會隨著1927年與1932年相繼發現的《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紅樓夢》早期稿本的過錄本才得以澄清。

關於《紅樓夢》的早期鈔本或其過錄本的發現與現尚流傳於世的有十一種，分別為甲戌本、己卯本、庚辰本、楊繼振藏本、清某王府舊藏本、戚蓼生序本、夢覺主人序本、舒元煒序本、俄羅斯亞洲研究所藏本、鄭振鐸藏本與靖氏藏本（參照林冠夫《紅樓夢版本論》）。除了甲戌本與庚辰本，其他版本的脂批已被大量刪節，所以以下僅點出甲戌本與庚辰本這兩個與其他相對較重要的稿本（最後也略會提到《蒙古王府本石頭記》），而這兩個版本又以甲戌本為重。因為甲戌本的源頭為脂硯甲戌自藏本，而脂硯甲戌自藏本的脂批未被刪節，而且正文忠於曹雪芹的手稿。胡適在〈跋《乾隆甲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影印本〉亦指出：“這個脂硯甲戌的重要性就是：在此本發見之前，我們還不知道《紅樓夢》的‘原本’是個什么樣子；自從此本發見之後，我們方才有一個認識《紅樓夢》‘原本’的標準，方才知道怎樣訪尋那種本子。”

1927年，“新紅學派”創始人胡適先生偶然購得一部殘缺不全——僅存一至八回、十三至十六回、二十五至二十八回——題名為《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的《紅樓夢》早期稿本的過錄本。其第一回楔子中有一句在通行印本上不曾見過的話：“至脂硯齋甲戌抄閱再評，仍用《石頭記》”，所以這個脂評本被稱為甲戌本。

至於1932年發現的脂評本（亦名《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則是較具戲劇性的。在那年的春天，與胡適同屬“新紅學派”代表人物的俞平伯先生的親戚，徐星署在北京隆福寺小攤上花了八元錢奇跡般的購得一部據說是出自城北某旗人之家的傳抄本。這部書有八大冊共七十七回——在一至七十九回中缺六十四、六十七回。當時的徐先生購得此本並不在意，也沒告訴自己的親戚俞平伯。最後在胡適聞訊閱過之後加以評介才引起關注。此書回目上有“庚辰秋月定本”，所以亦被稱為庚辰本。庚辰本與甲戌本的珍貴程度堪稱雙壁。（詳見鄧遂夫〈走出象牙之塔——《紅樓夢脂評校本叢書》導論〉）

這兩個傳抄本除了其正文與通行印本存在著較大的差異外，還有其正文的字里行間有大量用朱墨兩色抄寫脂硯齋所作的批語，亦是後來通稱的脂批或脂評。脂批不是一人所出，而是作者的親友團。這些批書人從他們的不同身份和批書的不同目的可分為三類：（一）梅溪、松齋以及可能還有未署名的“諸公”；（二）脂硯齋；（三）畸笏叟。（詳見蔡義江〈《紅樓夢》是怎樣成書的？〉）脂批的重要性在於它對揭示《紅樓夢》中作者的表現手法所蘊含的思想內涵很有幫助。例如甲戌本的第一回寫石頭的來歷時：
原來，女媧氏煉石補天（脂批云：補天濟世，勿認真用常言。）之時，於大荒山（脂批云：“荒唐”也。）無稽崖（脂批云：“無稽”也。）煉成高經十二丈（脂批云：總應十二釵。）方經二十四丈（脂批云：照應副十二釵。）頑石三萬六千五百零一塊。
就以上這一段便可看出脂批的重要性。若沒有脂批，將不能充分地理解正文中的思想內涵。值得一提的是，若比較甲戌本與戚序本的脂評數量，甲戌本的殘存十六回（僅及戚序本的五分之一）的脂批數量比戚序本多出423條，即甲戌本十六回有脂批1631條，而戚序本八十回僅有脂批1208條。（鄧遂夫統計）

再者，甲戌本的第一回完整保存了後來被畸笏遺失約四百余字的正文（篇幅有限，此不錄正文，大家可參照《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作家出版社，2008，第83-84頁）。這段文字交代了石頭來到人間的來龍去脈，且是甲戌本獨有，其他本子皆缺。其他本子，包括庚辰本只錄：
一日，正當嗟悼之際，俄見一僧一道遠遠而來，生得骨格不凡，豐神迥異，來至石下，席地而坐長談，見一塊鮮明瑩潔的美玉，且又縮成扇墜大小的可佩可拿。
以上這段文字便讓我們摸不著頭腦。若沒有甲戌本的四百余字正文，我們便不知石頭來到人間的詳情。

另外，庚辰本的重要性在於其七十七回小說正文可以與甲戌本的十六回互補；而庚辰本的六十四、六十七回缺文和二十二回結尾部分的破損則可以通過蒙府本的了解得以彌補。因為蒙府本的這三處補文較忠實的保存了畸笏整理增補的文字，是其他同類脂評本中相對較可信的。再者，甲戌本與庚辰本的批語的數量與質量在脂評本中亦是遙遙領先。（詳見鄧遂夫〈走出象牙之塔——《紅樓夢脂評校本叢書》導論〉）

若要了解曹雪芹的《紅樓夢》，以上略述的三個版本，包括甲戌本、庚辰本與蒙府本缺一不可。當然，作為一名謹慎的讀者，也應保有一種懷疑精神，將脂評視為一種窺探曹雪芹創作思想的材料之余，更應留意脂評本身不無存在矛盾與重疊處。共勉之。

至今，甲戌本、庚辰本與蒙府本乃由鄧遂夫先生整理校對，并由作家出版社重刷再版。


參考資料：
[清]曹雪芹著，鄧遂夫校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庚辰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清]曹雪芹著，鄧遂夫校訂：《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甲戌校本》，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林冠夫著：《紅樓夢版本論》，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06。
劉夢溪等著：《紅樓夢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紅樓夢導讀》——“不讀也無所用其導”

慕炎齋瑣話 陳聞天

…………

書自然是讀的，知識從思考來，思考自讀書來，不讀書焉能談思考、知識。校内某些課就頗重“導讀”，余以爲頗有些本末倒置。學生自己不讀，先生倒是憂心忡忡的代爲“讀”了起來。不禁想起，張中行先生《順生論》中的這樣一句話“讀書是我讀，思考是我思考，辮子具在，跑不了”，大家不妨先笑一笑。笑完後，或許應該認真地想一想：學生不讀書的後果——“讀書是先生讀，思考是先生思考，我負責考試，其餘——不會了”。

校内某先生對此倒是憂心忡忡，每謂余“書該多讀多看，經、史、子、集什麽都不分；這也看，那也看，這樣對思考方式、知識的汲取面，方有大助益”。由此觀之，確該先重“讀”再談“導讀”，這也正合了鄧先生的“不讀也無所用其導了”。當然，知識的汲取，與思考是很有關係的，因此，看了再看、思考再思考後，不僅對書的内容將更熟悉，也將更能領略作者／作家的“良工苦心”，乃至是寫作時代的知識、思想與信仰的背景。

以上，以《紅樓夢》的研究學派為例，又是“索引派”、又是“自傳說”、又有“新紅學流派”；在這知識汪洋中，究竟誰對誰錯、誰是誰非，紛紛擾擾了百年，最終還是——“作者已死”，峰火無了時。因此，“讀”的重要性越發凸現；若重“導讀”，也衹不過繼續在“紅海”中翻滾，讓人牽著了鼻子走，能有多少自己的想法？須知——盡信書不如無書、盡信師不如無師呀！

…………

詳細內容請瀏覽〈慕炎齋瑣話〉

被遺忘的園地

或許，在展示書目前，我們有必要正視自身的一些問題。這樣的自我反省不一定代表大多數的意愿，但卻是必要的。

立足於這年頭，作爲大學生的我們可能比較難想象，在那風云變色的年代裏“大學生是社會的敏感神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即便是將范圍縮至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臨時校舍，你我也無法表現出對其相應的、有一定程度的敏感和關心。太多的理由使我們對現狀感到麻木；太多的藉口使我們止於發牢騷和盲目動作的階段。前者是行屍走肉，後者是陷入泥沼，但不論哪一者，仿佛都不是小數。面對把我們詮釋成“膚淺、兒戲的一羣”的批評，你我是罪有應得，還是有苦難言？

已改從創意產業學院的圖書館也許很能說明這類問題。不錯，許多人已意識到書本被移往金寳的問題。衹是，你我有必要捫心自問：我們到底是怎樣意識到這問題，而問題又是怎樣表述出來的？是出自一種對圖書館藏書的長期關注，還是因為老師於堂內外大聲呼吁？是做報告做論文時遇上書籍不夠用的窘境，還是出自“我給了錢就理應得到好的資源”的心態？

放眼過去，我們其實不乏零星的討論和動作，比如網絡論壇的討論、投訴信、私人編輯書目等。這些現象不太可能清楚地解答上述種種的追問，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一種相對持久、集合多方面的努力，可說是長期缺席。在這意義上，某師對你我“衹會發牢騷不持久努力”的批評頗爲貼切。

從結果來說，孕育你我的圖書館被喻為“被遺忘的園地”並不為過。當然，你我不可能忘記它的存在，但除了使用，我們是否忘了在學校“遷都”的過程中，一旦少了學生的維護，它便會有面臨肢解的厄運？在八打靈再也中文系停止招收本科生的情況下，移動、停止購買書籍等各種縮小經營規模的動作看似合理，但我們總不能忽略黃昏班以及碩士班。盡管此地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少，但衹要這裡還進行學術傳授和研究的一天，一間像樣的圖書館就理應持續經營。

因此，這裡特設<被遺忘的園地>版位，專門談論圖書館的各種問題。此刊先附上一份書目，所收錄的都是目前已經移上金寶、八打靈再也沒有的書，方便八打靈再也的同學查閱。考慮到同學對此類書籍的需要，圖書館有提供相關的借書服務。同學可向管理員索取並填好表格，一二天的時間便能獲得書籍。值得注意的是，這項服務僅供你我借閲被編入開放書籍類（open shelf）的書籍，參考書籍類（reference）和紅點書籍類(red spot)的書本則不能。這兩類書衹有老師才有借閲的權限，同學如真要使用，或許可以親自到金寳校園去。

金寶圖書館參考書籍類和開放書籍類都各有一套的書
1.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鑒小組校點：《資治通鑒》（全20册），1956。

金寳圖書館參考書籍類有一套的書
1. 馮秉文主編：《全唐文篇目分類索引》（全1册），北京：中華書局，2001。

金寳圖書館開放書籍類有兩套的書
1. 張立文主編中：《中國學術通史》（全6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尹繼佐、周山主編：《中國學術思潮史》（全8册），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6。


金寳圖書館開放書籍類有一套以及增訂一套的書
李燾編著，上海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點校：《續資治通鑒長編》（全20册），北京：中華書局，2004。
畢沅編著，標點續資治通鑒小組校點：《續資治通鑒長編》（全10册），北京：中華書局，1957。
錢大晰著，方詩銘，周殿傑校點：《廿二史考異；附三史拾遺、諸史拾遺》（全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傅璇琮主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全4册），沈陽：遼海出版社，1998。
余英時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全2册），北京：三聯書店，2004。
余英時著：《朱熹的歷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全2册），臺北：允晨文化，2003。
朱杰人，巖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全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田浩著：《朱熹的思維世界》（全1冊），臺北：允晨文化，2008。

金寳圖書館開放書籍類有一套的書
錢穆著:《宋明理學概述》(全1冊),臺北：蘭臺出版社,2001 。
侯外盧、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全2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陳少峰著：《宋明理學與道家哲學》（全1冊），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傅小凡著：《宋明道學新論：本體論建構與主體性轉向》（全1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張永俊著：《二程學管見》（全1冊），臺北：東大圖書，1988。
高令印，陳其芳著：《福建朱子學》（全1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
朱謙之著：《日本的朱子學》（全1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郭齊著：《朱熹傳》（全1冊），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0。
劉子鍵著：《中國轉向內在：兩宋之際的文化內向》（全1冊），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2。
丁原植著：《郭店楚簡：儒家佚籍四種類釋析》（全1冊），臺北：臺灣古籍，2004。
陳榮捷著：《中國哲學論集》（全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
陳榮捷著：《新儒學論集》（全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5。
李申著：《中國儒教史》（全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4。
蔣亦斌著：《宋儒與佛教》（全1冊），臺北：東大圖書，1997。
于浩輯著：《宋明理學家年譜》（全12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5。
董誥等編：《全唐文》（全1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
陳尚君輯校：《全唐文補編》（全3冊），北京：中華書局，2005。
傅璇琮等編：《唐代文研究論著集成》（全8冊），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
趙翼著，王叔民校證：《廿二史剳記校證》（全2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
中華書局編輯部編：《清人注疏十三經：附經文述聞》（全5冊），北京：中華書局，1998。
鄧廣銘著：《鄧廣銘全集》（全10冊），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
祁潤興著：《陸九淵評傳》（全1冊），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張立文著：《朱熹思想研究》（全1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郭齊、尹波點校：《朱熹集》（全10冊），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
東景南著：《朱子大傳》（全2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高路明著：《古籍目錄與中國古代學術研究》（全1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
吳燕南、秦學頎、李禹階主編：《中國經學史》（全1冊），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朱維錚著：《中國經學史十講》（全1冊），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
夏承燾著：《唐宋詞人年譜》（全8冊），杭州 : 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陳來著：《宋明理學》（全1冊），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2。
陳來著：《宋明理學》（全1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