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炎齋瑣話 陳聞天這期與上一期的方式相同，選了個常會碰到的詞來談，也就是“科舉”了。只是這樣的方式仍有弊端，主要還是擔心談得不甚詳細，以致論正、論據失之偏頗，當然，也唯有盡力改善之。所以，本期要談的就是關於科舉的二三事，但不會敘述科舉制之形成及演變，還有“四書”的集成問題，而主要會集中談兩點，一、宋儒與《四書》；二、《四書》與“政教合一”。當然必須注意到的還有，科舉制度直至中華帝國晚期方廢除，與士階層間相互影響頗多，尤其研究清末學者時，更應注意科舉所帶來的正、負兩面影響，爲避免文章過於冗長，這或許會作爲下一期的題目，接下來進入正文。
科舉制始於隋朝時，經宋、元以來累朝奠基，科舉取士制度乃成爲定制直至中華帝國晚期。由隋至清末間的科舉制度史中，其一，金朝以“五經”及《論語》、《孟子》取士及元朝始以朱熹所著《四書章句集注》爲科場試題；其二，作爲科舉考試專門文體的八股文在明朝形成，以上兩個現象至關重要。原因在於，一、自元朝以《四書章句集注》爲科試范疇後，此書列爲學子教科書直至科舉制度廢除；二、八股文的經義解，既是出題方式也是以朱熹所著《四書章句集注》爲范疇。職是故，“四書”乃成爲指定教科書，同時，八股文成爲入仕的唯一的敲門磚後，“四書”中的《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成爲經典，其實不然。
清代乾嘉時期代表人物之一，章學誠提出“六經皆史，皆先王之政典”之說，誠如其說，六經從春秋始，直到漢朝時期，早已取得公認的“圣典”身份。在這一基礎上，余英時認爲，董仲舒以降，科舉考試以傳世久遠、並且已獲得學術界公認的原始“圣典”爲基礎文本，與元、明、清時期科舉中采用“四書”爲核心文本隸屬同一思想淵源。唐朝時，科舉制中的“明經”與“進士”科早已采用《論語》作爲考試范疇。若注意經學的變化，不難發現余英時的說法是成立的——《大學》與《中庸》本就收錄在《禮記》中，不能不說早已有了“經”的身份；唐朝時，在九經的基礎上將《論語》納入稱“十二經”；宋朝時，道學家因提倡“道統論”進而將賦予《孟子》“經”的地位，遂成“十三經”。由上觀之，“四書”並不是遲至宋代才受重視，更不能說是宋儒的“私產”。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僅是在其前輩——周敦頤、二程兄弟及張載，對“四書”重要於“六經”；同時也是“六經”階梯的理論基礎上將“四書”集合編撰成《四書章句集注》的。
由上觀之，“四書”長期以來都受到儒家的重視，只是未能成爲“名正言順”的儒家“圣典”。朱熹以義理注疏的方式；強調“四書”爲“六經”階梯，這樣的話語壟斷與經典解釋權的獨占，促成經學史上的一次大變化。南宋後期，《四書章句集注》受到皇帝的重視，以後，“四書”不僅成爲可靠的范圍、朱熹的義理注疏成了經義范圍；“四書”也因《四書章句集注》獨成一思想體系，得以在“經部”中單獨成類。
《四書章句集注》與朱熹的義理注疏之所以影響深遠，原因在於，一、南宋之後皆以該書作爲教科書；二、因科舉考試，得以廣泛、快速的傳播。再進一步地說明，一、借由對經典的解釋，逐漸規定了理學與儒學“道統”的取向、重心和邊界；二、朱熹通過思想的一系列具體化和世俗化的努力，最終將本來屬於上層士人的道德與倫理原則，深化入民眾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除此之外，黃進興則注意到另一現象，即元、明、清三朝的統治者嘗試使“政教合一”，這樣的努力，遂使理學因《四書章句集注》高懸爲定本而難以擺脫政治的遺憾和瓜葛。黃進興的說法并不難理解，儒家經典與科舉制度淵源至深，上可追溯至漢董仲舒時的“罷黜百家，表彰六經”。在這樣的情境下，漢武帝更是設“五經博士”、並以“五經取士”，已是正（政）統與道統合一的嘗試了。到元、明、清時，統治者更是以《四書章句集注》及朱熹的義理注疏，確切來說，既是以這樣的話語壟斷與經典解釋權的獨占，作爲換取理學家即道統持有者的認同，以使朝代的更迭擁有合法和合理的依據。因此，在當“四書”的“義疏”成爲官方的、唯一的入仕途徑時；在當《四書章句集注》成爲教科書必須熟讀時，知識階層多無法避免地將附庸在政權下。進入清帝國時的情形，與漢武帝設“五經博士”並以“五經”作爲入仕途徑，無不如出一轍，不過以“四書”取代“五經”而已。
清人黃宗羲及龔自珍皆曾在自己的文章，《取士》上、《病梅館記》力陳元以來，尤其清朝時朝廷取士的弊端，借此引起諸社會各階層的關注。然，由明朝始直至中華帝國晚期科舉制度議廢，朱熹所著諸書及其義疏，一直與當時之時文——八股文配合，前者作爲考試內容的范疇；後者作爲科考的文章格式，造成了對知識階層的壓制和直接的凌駕力，這樣的情況恰好與朱熹愿意——以道統凌駕正統相悖。
“四書”受重視的問題與科舉教科書的問題，彼此間是能相互貫穿的。宋明理學稱爲“儒學的內在轉向”，“四書”頗能符合宋儒所謂的修、齊、治、平並達到物格、知至的循序漸進的要求，因此，在宋明時期標榜“四書”，并儼然凌駕其它經典是有意義的。最後，“四書”並非時至唐宋方受重視，然，《四書章句集注》著實對宋以後的知識、思想與信仰界及八股文的興起有至深的影響。
本文未註明引文，僅將主要閱讀之書羅列出，以供大家參考：
1. 蔡方鹿著：《朱熹經學與中國經學》，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葛兆光著：《中國思想史》卷二，上海：復旦大學，2004。
3. 黃進興著：《優入圣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4. 劉海峰，李兵著：《中國科舉史》，上海：東方出版社，2006。
5. 余英時著：《余英時文集•歷史人物考辨》卷九，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
No comments:
Post a Com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