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的“封建制度”

慕炎齋瑣話 陳聞天

這個封建制度，自周秦以來一直延續了三千多年。……三千年來的中國社會是一個封建社會。——毛澤東：《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


上一期介紹了鄧雲鄉先生的《紅樓夢導讀》，似乎是一次頗爲大膽的嘗試，既然是答應寫專欄，也頗花心力的。從選書、構思到落筆，皆不容易呵！余衹能盡力而爲，踏實地、不浮誇地、小心翼翼地完成稿件。這一期，又作了個嘗試，以一個大家常會踫到的一個詞來“大作文章”。思前想後，或許就是這個“封建”，既不陌生、又易產生混亂的詞彙適合，因此就取來作爲這一期的題目了。

在本文開始前，我們先來看一段話：

“我在關於原始積累的那一章中衹不過想描述西歐的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從封建主義經濟制度內部產生出來的途徑。他一定要把我關於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的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他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路，——以便最後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這樣一種經濟形態。”

以上的引文，是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寫到的。這樣的一封信，我們必須意識到：一切的文化、經濟社會與政治，都是從封建主義“進化”為資本主義的，這樣的論述是——悖論。也就是說，現在我們所知道的“封建主義”存在一種“泛化”的、並與原馬克思主義相悖的情況。

若果已經意識到“封建主義”存在疑問，究竟造成這樣的悖論出現的原因是甚麼？

“封建”一直是我們常會接觸到的一個“詞”、“定義”或是一種“概念”。不難發現的是，“封建”等於帝制這組概念，可能不衹以以上的方式出現在我們一直以來奉為教科書，及一般的歷史認知中。當然，“封建”這樣的一個詞彙，蘊含的意義，一直以來都存在不同的意見。從狹義上說，“封建”既是一種“分封建制”；從廣義上來說“封建”則是一種“建而不封”、“封而不建”。

說到此處，有一個這樣的疑問：“封建”能否與帝制划上等號，也就是——“封建王朝”、“封建帝國”等詞彙能否如是用。

如果綜合封建的泛化與馬克思在《給〈祖國紀事〉編輯部的信》中，我們可看出馬克思提出的“封建社會”的原意。也就是說，馬克思所持的“封建主義”原意是對中世紀西歐軍事分封制和等級所有制的概括，職是故，凡是典型的、純粹的封建主義，必然是“等級的所有制”，其統治權是分裂和分散的，“那就不可能有專制主義”。由以上的論述，可得出數個簡單的結論，一、封土封臣是封建生産關係的前提，是封建主控制臣民及土地的基礎；二、封建社會的土地制度是不可以買賣與轉讓的；三、“氏族——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是西歐社會史模式；四、最後，各文明人類的歷史發展不應該是器械式的、一元的單綫論所能“一以貫之”的。

由上述結論可知，教科書中所敍述到的、傳授我們知道的是中國秦到明、清都是“封建社會”。這樣的問題的出現，與馬克思主義在上個世紀２０年代左右傳播入中國大有關係。我們不難發現的是，當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後，唯物史觀隨之成爲一種研究、敍述及寫作中國史的方法。接觸唯物史觀的學者，有理由相信他們受到了相當程度的“赤化”，尤其在中國共産黨成立後；同時，進而出現的史學研究方式，自然將馬克思主義對於“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這樣的理論，“削足以适履”的，剪裁到了中國古代史中。由此可相信，“封建主義”的泛化是與馬克思主義原意相悖的，因此，一、以馬克思主義支持古代中國全是封建帝國是錯誤的；二、封建主義不等同帝制專制及中央集權式的社會制度。

若誠如以上所述，那適用於古代中國的分期法，又該是如何的呢？當然，在這篇短文中，是無法作更詳細論述的，僅能以簡單扼要的，同時取一個較貼切的説法，給大家一些粗淺的認識，從而再去思考古代中國的歷史應該是怎樣的。

按呂思勉先生的方式，古代中國的分期法，或稱國體的發展過程，是由部落時代，發展為封建時代，進而進入郡縣時代的。所以，封建是指秦以前，周朝的分封建制制度。簡而言之，封建時代與郡縣時代兩者閒的劃分，是以秦始皇車同軌、書同文，並廢封建以立郡縣爲標誌的。也就是說，秦以後當爲郡縣時代，而重要的現象是，中央集權的帝制形態開始牢控著地方行政。以上，與典制史中的重要著作《文獻通考》的説法無不契合，不僅如此，呂公與《通考》皆認爲自秦始，郡縣制已完全取代封建制了。單從上述觀點看，一、秦至清的中國社會制度是無法將之與西歐的封建社會比附的；二、必須再重申的是：中央集權及專制帝制不等同于封建制度。職是之故，秦至清是不能以“封建帝國”概括的，更不是“封建帝制”所能概括完的。針對秦至清的情況，已有不少學者爲其“去封建”，並另設名目，今姑擧一二。梁啟超先生稱秦至清這一階段爲“統一時代”、“君主專制全盛之時代”；蕭公權先生稱之爲“君權一統時代”；柳詒徴先生謂之“郡縣之制時期”；錢穆先生則稱之爲“宗法社會、氏族社會、或四民社會”。由上觀之，呂公與諸公之意是相差無幾的，也能比“封建”具體的形容秦至清的社會制度。

以上，以一種福科《知識考古學》的研學態度、懷疑精神，去重新建構我們現在正學習的學科、知識及思想，或許會帶來極大的破壞、對所有知識的錯誤再詮釋，但是，余以爲在現階段仍是有這種嘗試的必要，唯有如此方能清理出“現代化敍事”所帶來的影響，同時，在汲取知識、選用書籍、引用資料時，會更“大膽懷疑、小心求證”。需要如此的態度，主要是因爲中國在“赤化”後，學者常以一種“目的論”的方式，去敍述中國近、現代史，從而追認共產主義必然出現及走向共產是中國的唯一途徑。

有必要闡明的是，此篇文章的論點輿論据不免偏薄，衹因在這篇短文中無法完整論述，同時，也因爲是一片閲讀心得、隨筆性質的文章而不註明引文，僅將所閱之書羅列下：１．馬端臨：《文獻通考》，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２．馮天瑜：《封建考論》，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３．呂思勉：《中國社會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４．呂思勉：《呂著中國通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最後，此期的這樣一個嘗試，希望能起到一個討論的效果，善意的批評、有證據的反駁無任歡迎。《踟躕》今後，將會增設一個讀者交流區，讓同學們物盡其用；也同時寄望日後的《踟躕》不僅是一個同學閒的交流平臺，也同時是師長們給予課外知識指導的地方。